香港机场2018年上半年旅客吞吐量为3690万人次，同比增长3.4%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的著名论断,并且在实践中对任何有损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寸步不让。[13]同年9月，在上海《财富》全球论坛开幕晚宴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中国人民主张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紧密结合，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道路。

[②]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3页。2.为人权建设制度化和法制化提供了思想指导。但人权的实施和保障，必须通过各国的法律来确认和体现，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关于维护和促进人权的要求，也必须通过各国的立法才能真正贯彻落实。1. 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保障。1995年10月，在美中协会等六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江泽民指出对中国来说，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权保障。

1998年12月，在给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中指出我们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充分保障人民依法享有人权和民主自由权利。3.为我国正确处理人权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提升了我国的国家形象。再次，儒家强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君居于高贵地位，就要有自知之明，懂得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不可片面依侍雄、刚、强、先。而以人民为中心之法治思想，则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人民的本体论性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其次，评价法治成效本身就是人民主权的题中之义。

至隋唐，终于结出果实。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的诏令中也有凡八十以上，十岁以下者，不加拘禁。

赋税是封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也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国策。执法成果，主要体现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执政）进程中政府权力的行使得到规范、受到监督，而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并在受到侵害时获得救济和补偿。故虽犯罪，赦之亦无大碍。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首先，民本理念是中国古代二千余年浑浊黑暗之专制政体中的一股清流，是中华法律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首先，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法理观。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二是指皇权之外的所有阶层和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民实际上是君统治下的臣民。

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是由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提出的。甚至唐律中的占田过限罪规定，不管是各级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占有土地，超过限额就构成占田过限罪。

而过失是指危害结果的发生出乎于行为人的意料。四是初级与高级的关系。

在皇权唯一的制度安排下，人民整体上不是统治权的主体，而是客体。第四，只有在现代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民本的价值理念。即为了得民心顺民意，统治者对人民必须要好，但这种好的最高境界，也只能局限在敬民重民爱民惠民富民等层次上，而不可能将政权与民分享。妇人年六十及废疾，免流配，对老小废疾犯罪，不得拷讯。而以人民为中心之法治思想，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了人民，人民的愿望、诉求、利益、福祉，尤其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的各项公、私权利，都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而科学立法，就是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同时，在重惜民命的大环境下，刑罚制度也作出了一系列改革。

为防止仓促决定造成冤案，执行死囚时由四品以上官员一起讨论决定，并第三次上奏皇帝，才能执行。《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集结了古人对于理想社会的全部想象。

其次，与儒家同时代，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的民本思想法理观。汉代的文帝、景帝和汉武帝，唐代的李世民与李隆基，其观念和行为就不一样。

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主体版。《庄子·在宥》指出，民虽然地位卑微，但统治者不能不依顺。如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农户（包括佃农）除了为国家缴纳和承担税赋劳役等之外，除非遇到天灾人祸要饿死人时，几乎不会与国家政权发生联系。

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就这一点而言，德的观念就是沟通君主和民众的一个中介，缓和而不是激化彼此的冲突和矛盾，它的出现，使得重民思想开始有了可操作的可能。

事实上，历代法律都极其注意打击官吏非法占田。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首先，既然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法治建设的主体，那么，他们对于法律及其实施的效果的感受当然是衡量法治成效的唯一标准。说明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民众对于政权的关键作用，也越来越倾向于以仁、德、礼、信治理国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这无疑是社会的极大进步。

除刑罚体制改革以外，汉以后，在审判制度、复查制度上也多有重视民本的体现这一广被承认的看法由来已久。[3]若从最广义上界定解释，即不止于对已有法条文本含义的阐释，而且包括法律续造、概念建构、体系形成等法学方法论上的多重作业，则解释一词的确可以被用来表示法教义学的全部任务和产物。A向警察C行贿，C利用职务便利查询内部系统后把应聘人员犯罪记录的信息给A。

再如，《刑法》第270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以及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构成侵占罪。[24]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日本学者以结果无价值或行为无价值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最高概念，理论体系中的各个概念最终都能被追溯到最高概念上面，而所持最高概念不同的学者，在具体问题的分歧上根本无法沟通，因为基本立场和各自体系不同，不可能经由沟通取得任何共识或知识增量。

如果一个规范的整体适用都被包含在另一个有相同法律效果的规范中，这个规范便成为多余，而法律中不应当有这样的规范。例如，《刑法》第三章第五节的类罪名是金融诈骗罪，在该节之下共有8个诈骗类罪名，其中第192条集资诈骗罪和第193条贷款诈骗罪的罪状中，规定了犯罪成立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其余6个罪名的罪状中则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目的。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特定的经营活动的内容虚化，使该项规定成为一个容纳前四种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的兜底条款。[4][德]伯恩得·吕特斯：《法官法影响下的法教义学和法政策学》，季红明译，载李昊、明辉主编：《北航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161页。